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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威胁演变与美军防御体系滞后性随着人工智能、自主控制和蜂群协同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无人机已逐渐从辅助性装备演进为现代战场上的“战力倍增器”，不仅显著提升了情报搜集、目标识别和战场监控的能力，更以较低成本实现了精确打击、电子对抗和作战支援等多重使命，深刻改变了传统作战样式与攻防格局。为有效应对各类无人机威胁，美军亟需构建并部署融合多元传感器、分层主动防御与被动防御手段的反无人机体系。
展开剩余91%表1. 美国国防部标准下的无人机分类
然而，美军在应对无人机威胁方面始终存在滞后性。一方面，现有防御体系与实际作战需求不匹配，表现为仍依赖针对传统空中/导弹威胁的高端系统和老旧近程防空系统；另一方面，新技术落地困难，尽管已在高能激光（HEL）和高功率微波（HPM）等更适合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下一代技术上投入巨资，但技术转化率低，多数项目仍停留在原型机阶段，仅有少数能够发展为军方认可的制式装备。
实战驱动下的投资波动与能力建设重点2015年至2025年间，美国国防部持续投入资金，推进反无人机技术的研发与采购工作。然而，这些投资缺乏长期、系统的规划支撑，整体呈现“被动响应”的特征——2018年与2023年的两次支出高峰，分别是受“坚定决心”行动（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和俄乌冲突中激增的反无人机需求的倒逼而出现。2015年，美军联合部队用于采购反无人机装备的资金约为48亿美元，采购对象以“爱国者”（Patriot）系统、传统火控雷达等现有、成熟的防空反导装备为主；随着时间推移，其投资重心逐步向专门的反无人机系统（C-UAS）倾斜，到2025年，美国国防部计划为反无人机系统采购项目投入约74亿美元。
美军首次大幅提升反无人机能力投入，直接源于“坚定决心”行动期间“伊斯兰国”组织（ISIS）对商用无人机的实战化运用。该组织不仅多年持续试验商用四旋翼机的军事用途，更在2016年10月的摩苏尔战役（Battle of Mosul）中实现规模化应用。短短两天内，“伊斯兰国”组织就发动超过120次无人机攻击，用途涵盖轰炸、情报搜集、目标指示、迫击炮引导以及车载简易爆炸装置（IED）的导引等多个方面。为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国防部已于2016年6月向美国国会请求额外划拨2000万美元至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JIEDDO），以填补在小型战术无人机侦测与摧毁方面出现的“关键能力缺口”，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提出的紧急作战需求。2017年3月，时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莱昂纳德·沃特尔（Joseph Leonard Votel）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强调，应发展“可摧毁全等级无人机系统”的有效防御手段，并将此列为作战司令部的“最高优先事项”。至2018年，美军在反无人机领域的支出已突破110亿美元，其中82亿美元用于装备采购，30亿美元用于技术研发。
图1. 美军联合部队过去十年的反无人机技术投资趋势（图片来源于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18年反无人机领域支出的显著增长，主要归因于美国陆军和海军对高端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的大规模采购。陆军支出达42亿美元，海军支出为32亿美元，两者合计占当年全军反无人机领域总开支的65%以上。具体而言，陆军投入20亿美元用于采购MIM-104“爱国者”系统及其配套的“爱国者”-3（PAC-3）拦截弹；海军则投入13亿美元用于采购舰载“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Aegis BMD）的“标准”-3（SM-3）导弹。
在加强反无人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美国陆军还进一步加大了对传统防空系统的采购力度。2016至2017年间，美国陆军对陆基密集阵武器系统（LPWS）和AN/TPQ-50反炮兵雷达的投资分别从2370万美元和8250万美元增加至7360万美元和1.6亿美元，采购数量实现近乎翻倍增长。尽管这两类系统最初旨在拦截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并非专为反无人机作战设计，但仍具备一定的反无人机实战能力。此外，在2017至2018年间，原定逐步削减投资的AN/TWQ-1“复仇者”（Avenger）近程防空系统和FIM-92“毒刺”（Stinger）防空导弹，也意外获得了更多资金支持。
除了采购和升级现有装备外，美国陆军还积极推进反无人机专用系统的研制。2017年7月，美国陆军与莱昂纳多DRS技术公司（Leonardo DRS）签订了首份价值16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开发低慢小无人机综合压制系统（LIDS），该系统后续成为美国陆军的主力反无人机装备。同年，美国陆军还动用了5780万美元的海外应急行动（OCO）补充资金，用于研发和采购低慢小无人机综合压制系统配套的动能杀伤武器——“郊狼”（Coyote）拦截弹。然而，即便之后因俄乌冲突导致反无人机领域整体开支大幅增加，“郊狼”拦截弹的采购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跨军种整合与新兴技术应用挑战反无人机是近程防空系统（SHORAD）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任务范畴来看，该系统既要拦截火箭弹、迫击炮弹、火炮炮弹及1类无人机等近程威胁，又要针对巡航导弹、2类与3类无人机等较远距离的威胁提供点防御。21世纪初，美国陆军因战略优先级调整，从兵力结构中裁撤了近程防空部队，此举旨在抽调人员组建彼时被视为更具任务关键性的其他类型部队。2005年后，近程防空部队规模进一步压缩，最终仅保留2个陆军“复仇者”防空营、若干反火箭弹/火炮/迫击炮（C-RAM）连，以及7个陆军国民警卫队“复仇者”防空营。
如今，美国陆军为重塑近程防空能力投入的资金，已占据其反无人机开支的主要部分，但即便如此，已选定开发的近程防空项目在设计阶段，仍未充分考量无人机威胁。2018年，美国陆军启动机动近程防空（M-SHORAD）“增量1”系统的开发：该系统以改进型M-1126“斯特赖克”（Stryker）装甲车为平台，集成了AGM-114L“长弓地狱火”（Longbow Hellfire）导弹、FIM-92“毒刺”导弹、XM914型30毫米“大毒蛇”（Bushmaster）机关炮、M-240型7.62毫米机枪，同时配备车载敌我识别系统（IFF）、软件定义雷达及光电/红外传感器。尽管该系统填补了美国陆军近程防空领域的部分能力空白，但其武器配置并未针对反无人机任务优化——例如，30毫米机关炮每分钟200发的低射速难以形成击落小型无人机所需的有效弹幕；与之相比，陆基密集阵武器系统的射速可达每分钟3000至4500发，拦截效率更具优势。
同样，即便配备了升级版近炸引信，采用老式热寻技术的“毒刺”导弹在面对低热辐射电动无人机时，其实际拦截效果仍然有限。目前，“毒刺”不仅被用于机动近程防空系统，也集成在美国陆军的机动式低慢小无人机综合压制系统（M-LIDS）和海军陆战队的防空综合系统（MADIS）中。为替换这款逐渐落后的导弹，美国陆军已启动下一代近程拦截弹（NGSRI）和增程型反小型无人机导弹（XRC）两个研发项目。然而，新型导弹预计最早也要到2028至2030年间才能列装部队。这意味着在未来数年内，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仍将高度依赖日渐老旧的“毒刺”导弹。
与陆军不同，美国海军在其水面舰队中维持着较为健全的分层防空体系（包括近程防空系统），并在升级现有装备的同时积极研发下一代技术，特别是在定向能和电子攻击系统领域投入可观，并较早部署了部分装备，如联合反无线电控制简易爆炸装置电子系统（JCREW）——该系统原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用于阻止遥控简易爆炸装置引爆，后经改造用于干扰无人机的指挥信号。美国空军则重点投资用于基地防护的传感器及定向能系统；而海军陆战队则从2018年起开始启动防空综合系统反无人机系列装备的开发工作。
截至2019年，美国国防部对无人机威胁的担忧已持续数年，但其在投资与采购层面始终缺乏协调统一、高效顺畅的战略规划，这直接导致了重复投资现象频发，且各系统间存在技术不兼容问题。尽管“坚定决心”行动及后续中东作战行动，充分暴露了应对该威胁的迫切需求，美国国防部也因此获得额外应急资金，但这些资金多被投向传统防御系统，或用于新系统原型研发。这一做法虽催生出众多新技术原型，却因缺乏标准化评估机制而无法实现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列装。
为打破各军种在反无人机领域“各自为政”的局面，2019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指定陆军担任反无人机任务的执行代理机构，由其统一负责“条令制定、需求规划、装备采购、训练标准和能力建设”，并确保各军种采购的系统具备互操作性。2020年2月，美国陆军进一步成立联合反小型无人机系统办公室（JCO），以系统性评估机制取代以往分散的决策模式。该办公室着力消除重复投资问题和推动研发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在2020年对40种反无人机技术进行全面评估后，最终批准8种最优系统纳入采购清单。
表2. 2020年联合反小型无人机系统办公室批准采购的8种反无人机系统
尽管联合反小型无人机系统办公室的统筹协调机制已经建立，但随着美军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反无人机紧迫需求逐渐减弱，相关投资大幅缩减，各军种的其他优先事项重新占据资源主导。2020至2021年，美国陆军用于采购小型无人机防御系统的支出合计约7000万美元，较2019年单年3.02亿美元的规模大幅下滑。直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颠覆性作用得到全面体现，才促使美军迅速调整预算优先级，再次大幅增加反无人机领域的投入。
2022年，联合反小型无人机系统办公室在2020年选定的部分反无人机系统，如低慢小无人机综合压制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等，已进入全面生产阶段，但其采购和列装规模仍明显不足。在2023和2024财年，美国陆军对“郊狼”拦截弹的采购量分别仅为172枚和203枚，较2022财年大幅下降。美国空军方面，截至2023年，其已在重点空军基地部署了99套“反简易非国家行为体联合空中威胁清除系统”（NINJA）。该系统由传感器和非动能干扰装置构成，主要用于防护空军基地免受小型商用现成无人机侵扰，但对第3类无人机的拦截和诱骗能力有限，无法提供有效防空所必需的多层防御体系。另一方面，美国海军虽已投资电子战能力和部分定向能武器项目，但仍未列装专门针对无人机的动能拦截器。
图2. 美国陆军近年来对“郊狼”拦截弹的采购情况
2024年，美国陆军宣布计划在间接火力防护能力（IFPC）营和师属防空营中新建九个反无人机炮兵连。每个反无人机单位将配备15至20部“郊狼”发射装置，每部可装载4枚拦截弹。然而，鉴于一个师的正面防御范围接近32公里，如此的反无人机能力配置显得极为薄弱，难以满足实际作战需求。此外，几乎所有这些计划列装的发射装置均为固定部署型，机动能力欠缺，因此主要仅限于基地防御用途，难以对前线进攻部队和步兵的机动作战提供有效支援。
当前，美军的反无人机作战方式存在显著的成本效益失衡问题：高端拦截武器的单次使用成本往往远超目标无人机本身的价值，导致军事资源严重浪费。美军频繁使用单价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精密制导导弹，来打击廉价的无人机目标。尽管“郊狼”拦截弹（单价约12.5万美元）相比美军现役多数反无人机系统已更为经济，但火箭弹和火炮防御方案在成本控制方面表现更优，性价比更为突出。大规模部署低成本拦截武器，不仅能够依托数量优势满足基础防御需要，还可节约高价值弹药用于应对更高层次的战略威胁，从而全面提升军事资源的使用效率。
表3. 各种反无人机动能拦截弹的单发成本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美国国防部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军联合部队的反无人机作战能力，但整体进展依然有限，关键瓶颈在于分层防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以定向能武器为例，这类装备包括高能激光和高功率微波武器，能够针对单架无人机甚至无人机蜂群形成防御优势，并以其低单发成本和近乎无限的“弹药”储备，被广泛视为最具潜力的反无人机手段之一。尽管美国军方投入大量研发资金，在过去十年累计拨款达33亿美元，但目前各军种仍未有定向能武器系统形成全面实战能力。部分困难源于该类武器与现有平台的集成挑战，高能激光与高功率微波系统需配备庞大的电力支持和冷却装置，导致载具体积和重量显著增加，难以实现机动部署，因此定向能系统主要用于固定阵地防御。
目前，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均在积极推进高能激光和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统的研发工作，海军陆战队也表现出对陆军高功率微波系统的兴趣。过去十年间，海军已累计投入2.61亿美元用于开发低功率激光干扰装置，该型武器最终于2025年进入低速生产阶段。自2015年以来，陆军在定向能技术研发方面的总投资达到约17亿美元，资金主要投向激光武器领域。仅在最近两年内，陆军就为间接火力防护能力-高能激光（IFPC-HEL）和机动近程定向能防空系统（DE M-SHORAD）的能力建设投入超过2亿美元。然而，上述两类激光武器在测试中表现均未达预期。2024年，4套功率50千瓦的机动近程定向能防空系统被部署至中央司令部负责基地防御，但士兵反馈该系统不仅笨重，实际防御效果也不理想。这一问题部分源于部署前的测试不够充分——由于担心对卫星等空中目标造成意外损伤，测试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此外，尽管陆军高层公开表示将继续支持300千瓦级间接火力防护能力-高能激光项目，却在2025财年预算中提议大幅削减原计划用于该项目的48亿美元资金。
2024年5月，美国陆军接收了4套伊庇鲁斯公司（Epirus）的间接火力防护能力-高功率微波（IFPC-HPM）反无人机系统。鉴于其相比处于研发阶段的激光武器拥有更明确的近期部署潜力，加之高功率微波是当前唯一具备同时应对多无人机目标的技术，其战略价值尤为突出。然而，陆军的实质性投资直至2022年才启动，总投入目前仅约8000万美元。2025年5月菲律宾“肩并肩”（Balikatan）演习中的一次成功测试，初步证明了该系统的可行性。鉴于此，若后续实战化测试能持续验证其可靠性，美国陆军或将考虑将定向能武器的发展重心由高能激光向高功率微波转移。
总结美国反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两次明显的投资高峰：第一次是21世纪10年代中期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使用无人机所采取的紧急作战响应；第二次则是如今受俄乌冲突高强度无人机作战经验推动出现的增长。这些浪潮既促进了陆基密集阵武器系统等传统装备的改造利用，又催生出了如“郊狼”拦截弹和定向能武器等专用反无人机技术。然而，尽管已投入巨资，美国国防部仍优先部署高性能但昂贵的拦截系统，而非成本效益高的解决方案，导致中东地区的美军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后面对大规模低成本无人机攻击时，这种不计成本的防御模式暴露出严峻的不可持续性。
展望未来，美军反无人机能力建设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与自主蜂群技术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威胁正朝着智能化、集群化、低成本化方向演进，传统拦截手段的有效性将进一步受限。另一方面，美军在定向能武器、电子战系统等新兴技术领域的投入虽持续增加，但技术成熟度、系统集成度与实战适用性仍显不足，短期内难以形成体系化防御能力。此外，各军种在需求统筹、装备互操作性、作战条令统一等方面依然存在协调缺口，制约了整体反无人机效能的提升。若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被动响应”式的投资模式，加快构建多层次、低成本、高适应性的防御体系，美军在未来高强度冲突中恐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无人机威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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